与新中国同龄的我，忘不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，和小伙伴们一起高高兴兴入学读书时的情景。花甲之年的祖母给我穿上新衣服，皱巴巴的脸笑成了一朵花，她指了指绣在我新衣胸襟上的一朵鲜艳的红莲，兴奋地说：“奶奶活了大半辈子，旧社会家里吃了上顿愁下顿，我们女孩子家就连起个名字的资格也没有。解放了，政府才帮我起了名字叫陆开莲。你看，这朵大莲花就是我的名字，多美多好听！伢儿，你真有福气，成了我们家第一个读书人，快去学会这三个字怎么写，回来教教我。”

　　妈妈当时是村里的妇女主任、村里扫盲识字班骨干学员，她给我背上新书包，告诉我，女子读书受教育的权利来之不易，要好好珍惜。于是，我和母亲暗暗进行了一场饶有趣味的学习竞赛，结果，母亲是学习模范，当了农业合作社主任，而我年年都是三好学生，成了小有名气的明星。

　　与新中国同龄的我十分幸运，没有经历旧社会的苦难，然而，个人前途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的我们，在成长的历程中，也品味了几多酸甜苦辣。

　　我的小学、初中阶段，国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，父母两人在农社挣工分养活全家6口人，生活非常拮据。有人说：“泡灰不能泥墙，姑娘不能养娘。家里经济困难，就别让女儿读书了。”然而，每到关键时刻，我的校长和班主任老师都不厌其烦地登门来我家苦口婆心地劝说：“你家女儿成绩优秀，千万不能耽误了她的前程。”经历过寒冬的人更知道春天的温暖，母亲深知受教育的重要意义，自己再苦再难也不让我辍学。1963年，我以优异成绩被省重点中学录取，母亲所在党小组的8名党员主动帮助我筹集入学经费，村里的老支书专门写信给学校介绍情况，学校给了我助学金，让我安心完成学业。

　　饱含对党和人民的感激之情，怀揣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，我发奋苦读了三年，梦想能够上大学。1966年,在离高考仅剩9天的时候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推迟了高考。后来，我在家务农、教书、成家、生子。1977年秋日的一天,我带学生在田野上学农，忽然从广播中听到全国高考制度恢复的消息,而且“老三届”的毕业生也可以报考大学，年龄放宽到30岁。欣闻喜讯，我心潮激荡，热泪盈眶，跃跃欲试。可转念一想，3个孩子尚幼，再说，那年的考生汇聚了11年的毕业生，录取比例仅有2%，身为教师，与自己的学生一同参加考试，若名落孙山，又如何面对学生？我踌躇了……这时，丈夫和婆婆给予我莫大的鼓励，他们主动揽下家务，学校同事帮我代课，让我集中精力复习迎考。参加省统考时，要到离家5公里的东台县城应试，临考前一天，我狠了狠心，断了儿子的奶水。出发时，女儿嚷嚷着要跟我去，不会走路的儿子跟在我后面爬，我一扭头，骑上自行车，滚落下两行热泪。毕竟是3个孩子的母亲了，我报考的第一志愿就是江苏师范学院盐城分院中文专业，为的是既能学到知识，又能常回去看孩子。结果，我如愿以偿地被录取了。

　　大学毕业后，我在电力企业宣传岗位工作，我用我的心、我的情、我的爱，讴歌着电力事业的发展，先后有数千篇新闻、文学稿件在各级党报和电力报发表，近百篇作品在各级新闻媒体获奖。有了文化，受益终身。退休后的6年，我每天读书写作，在老年大学学习，生活非常充实。

　　新中国的60年，文化雨露滋润着我成长，不仅让我这个出身贫苦的农家女过上了幸福生活，还培养我成了共产党员、作家、主任记者，成为我们家第一代有文化的人，实现了祖祖辈辈的梦想。如今，我的两个女儿大学本科毕业，都有一份很好的工作，生活甜美；11岁的外孙女不仅成绩优秀，还会画画、弹钢琴。

　　作为新中国60年承前启后的见证者，我目睹了从旧社会过来的我家上两代女性，我的祖母和母亲没有文化之苦，又欣慰地享受着我的女儿和外孙女成为知识女性的快乐。